来源：北京青年报（2015年10月）
发布时间：2017年04月17日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我从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起，有幸从事联合国的工作迄今40余年。前人所谓“不贤识小”，我甘居不贤，谨以一些琐忆纪念联合国70华诞。
高中毕业 我鬼使神差地把第一志愿改成了国关学院
1961年，我高中毕业，填报了人大新闻系。当晚，一位学长放暑假从北京回到母校玩，对我们说，他考进的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是陈毅外长，陈老总说了，越来越多国家跟中国建交，中国迟早要进联合国，同学们将来大有作为。也许是“联合国”三个字触动了我哪根神经，第二天，我鬼使神差地去把第一志愿改填成了国际关系学院（即后来的外交学院）。
待我懵懵懂懂考进国际关系学院，学了战后国际关系史，总算弄清了联合国的来龙去脉。联合国是二战的产物，应该说，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还是不错的。问题是，战后冷战期间，联合国一度被美国操纵。
1965年9月，新兴力量运动会联合会第二次理事会在北京举行，我被国家体委从学校借调去参加会务。会上听到许多外国代表谴责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错误做法、声援中国的讲话，很解气。不久，“文革”开始，正常生活被打乱，我对外交工作和联合国的憧憬，早已置于脑后了。
1971年10月26日上午，我正陪应邀来参加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的伊朗球员在民族饭店大厅休息。突然从电视机里传来播音员激动的声音：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屏幕上出现了许多国家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会场兴奋得手舞足蹈的画面，顿时民族饭店大厅里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我跟在场的所有人一样兴奋激动不已，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决定了我从此开始从事联合国工作的生涯。
不久，外经部石林副部长召见我，说组织上已决定派我到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从事联合国的工作，是为世界人民服务，不是去升官发财，视野要开阔些，境界要高些。他这番话，对我有如醍醐灌顶。我这几十年中有过多次改行的机会，但每到关口，我都会想起这句话，便排除杂念，“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了下来。
“我还是习惯用火柴”，巧妙地暗示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
邓小平复出
1974年4月，邓小平出席第6次特别联大，那是邓小平“文革”被打倒复出后第一次在国际上亮相。他的传奇人生使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就热烈欢呼鼓掌，向他致敬，联合国里再次刮起一阵“中国风”。
那次邓小平就住在常驻团楼里。一天清晨，黃华大使给我打电话，让我把近两年我国的援外数据送去。
我赶紧到十层，见黄大使正陪邓小平在走廊里来回散步晨练，边走边说，像在讨论什么事。黄大使向邓小平介绍说，这是外经部的小徐。知道邓小平耳背，我紧跟在他们身后，大声汇报了近两年我国通过双边、多边提供的援外统计数。邓小平迈着健步一字一句地说，援外还是要搞的，这是责任，但要量力而行，将来发展了还可以增加点。另一方面，我们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要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嘛。邓小平的话言简意赅，字字千金，令我难忘。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头几年，一方面需要一个熟悉过程，另一方面受“文革”期间极“左”思潮干扰，对联合国维持和平、促进发展的作用认识不足。我们曾一度把联合国的技术援助看成是替西方资本输出铺路。后来，中国逐步参加了联合国多边援助活动，但只提供资金和实物援助，不接受联合国的援助，我们戏称“单行线”。当时普遍的认识是我们靠自力更生，我们是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国家，怎能接受援助？
1976年夏，我从纽约到日内瓦出席第61届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住在我国代表团驻地。7月28日傍晚，当地电台和电视台播出了中国唐山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大家震惊不已，彻夜难眠。第二天早上9点，总部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救灾署署长伯尔柯，打电话紧急约见安致远大使。安大使带着翻译匆匆赶去，不多会又匆匆赶回，直奔发报保密室。
原来，联合国救灾署表示，联合国可以立刻动员国际社会，向中国提供紧急人道救灾援助。安大使将此事以特急电报请示国内。国内回复很快，总的意思是感谢好意、中国人民有信心取得抗震救灾的最后胜利。说白了，婉拒外援。安大使读罢摇头长叹，他对我说：“你是从纽约常驻团来的，跟你说一下，知道就行了。”谁都知道，当时如能紧急空运一批器材和专业救灾人员到唐山,肯定能多救出许多条生命。
事隔三年，还是那位联合国救灾署长，应邀访华，被安排到唐山参观，回来后到外经部会谈，魏副部长向客人探询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可能性。不料，对方说：“唐山恢复如此之快实为奇迹。联合国救灾署的职能是灾情发生后动员国际紧急人道救灾援助，现在唐山进入重建阶段，如需援助，应找世界银行。”当时在场的我，想起唐山地震婉拒对方的事，真让人百感交集。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的思想禁锢开始了松动。作为联合国成员国，中国既有向联合国提供捐款的责任，同时也享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接受适量多边援助的权利。1979年9月，联合国开发署长莫尔斯应邀来华跟中国政府商谈签署合作的基本协定，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正式会谈前宾主的寒暄对话很有意思。莫尔斯先生是“烟鬼”, 在从宾馆到人大会堂途中，他向我打听邓小平是否抽烟，我说抽得蛮凶。宾主入座后，莫尔斯就很有礼貌地问：“请问阁下，是否介意我抽支烟？”邓小平笑答：“请便。那我也抽，反正就我而言，抽烟似乎还能帮助灭菌。”莫尔斯高兴地说：“我完全赞同阁下高见！”邓小平边掏香烟边开心地回应：“按中国的说法这叫英雄所见略同。”莫尔斯赶忙掏出打火机趋前要替邓小平点烟。邓小平客气地摇摇手，从茶几上拿起火柴盒，笑着对莫尔斯说：“谢谢。我还是习惯用火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嘛。”听到这里，我心里不禁为邓小平的机智叫绝，他用看似不经意的方式，向客人点出了他接下来要谈的要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欢迎联合国机构和组织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从此以后，中国既通过联合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也开始接受联合国多边援助，走上了互通有无、有给有取的“双行线”。
生肖属虎
秘书长安南为中国几百万只“小老虎”题词
在我的联合国生涯里，经历了五任秘书长。我个人对安南评价最高，而且也有多次近距离接触。安南是从联合国内部成长起来而被任命的秘书长，对联合国系统十分熟悉，接地气。1997年1月1日，安南上任后，提出一个大胆的改革计划：“振兴联合国。”涉及许多部门和组织的切身利益，阻力颇大，经数年努力，虽离原定目标甚远，但联合国工作的连贯性和协调有所改进，这已实属不易。1998年初，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骤然升级，美英两国大兵压境，战争一触即发。安南力排众议，毅然飞到巴格达会见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达成协议，不负众望，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推迟了战争的爆发。2月24日上午，联合国总部的职员自发集结在一楼大厅，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安南凯旋，可谓史无前例。2001年10月安南与联合国荣获当年诺贝尔和平奖。
1997年底，安南夫妇访问伊朗，我跟我夫人马玉琴有幸陪同他们参观考察。安南性情温和、平易近人，讲话幽默。一次一起用餐时，当我们告诉他明年又该轮到“虎”年了，安南惊喜地说：“太好了，这是我的本命年！”在一旁的安南夫人解释道：“按中国传统历法，我丈夫出生在虎年，这是多年前一位中国朋友告诉他的，从此他牢记自己属‘虎’。”我在联合国儿童基金工作的夫人便机灵地说：“秘书长先生，中国明年将有几百万只‘小老虎’诞生，您能给中国的儿童题个词吗？”安南欣然地答应了，当即掏出钢笔，在一张联合国公文纸上用英文写下了“祝全体中国儿童虎年好！”并慎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后来《人民日报》在春节前夕还特意刊登了这则鲜为人知的趣闻和安南对中国儿童“虎年”的祝贺。
大石碑先赠后撤再换，据说现在还在联合国库房中呢。
尴尬国礼
民国政府上世纪40年代曾向联合国赠送过礼品，那是一块刻有孙中山手书的孔子“礼运大同篇”石碑，镶在联合国二层代表休息厅附近的墙上。“文革”期间“四人帮”批孔，常驻团奉命向联合国交涉将该石碑从墙上取下。联合国行政部门很不理解，说索还礼品的事前所未有，很难从命。中国重返联合国后本来就有向联合国赠送礼品的打算，这时我们就提出，石碑取下，以两件新礼品代之，联合国有关官员遂勉强同意。之后，中国政府在1974年10月赠送了“长城”壁毯和“成昆铁路”牙雕两件国礼。
二十多年后，我遇见我们当年与之交涉的那位联合国官员，他对我说：“还记得孔子石碑那件事吗？听说孔子在中国平反了，有没有这事？”也许对方并非有意调侃，但我听了很是不舒服。2013年，我应邀出席孟子学会的一次会议，无意中提及此事。在场的清华大学教授彭培根（原国民党将领彭鸿文之子）后来上书中央，建议将孔子“礼运大同篇”石碑放回联合国。据说，石碑仍在联合国库房，正在研究处理方案。正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1995年，中国政府为联合国成立50周年赠送了“世纪宝鼎”。这只青铜巨鼎，高2.1米（象征二十一世纪），重1.5吨，雄壮凝重，气势宏大，坐落在联合国北花园的绿茵草坪上。说到“世纪宝鼎”，真是无巧不成书。1994年春，我在上海与高中同学王亚仑不期而遇，互留了名片。几天后，王亚仑通过传真给我发来一封信，称他还兼《特艺世界》杂志副主编。杂志拟改名为《21世纪特艺世界》，希望能帮忙请联合国秘书长为杂志题词。我颇感为难，又很想支持一下老同学，左思右想，决定还是试一下。没想到，加利秘书长欣然同意, 果真为杂志写了一段祝词。
正当我为替老同学办成这件大事而如释重负时，他又发来传真，说杂志社的朋友们喜出望外，大受鼓舞，议论如何答谢加利秘书长，公司经理卢银涛提出制作青铜重器“世纪宝鼎”，为明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献礼的构想。我被这一大胆而美丽的建议所吸引，决心好事做到底，就给外交部王光亚司长写了封信，同时抄送给上海朋友。
卢银涛第二天持信飞到北京，直奔外交部求见王光亚。其时，外交部也正在考虑联合国成立50周年，中国将赠送什么礼物的问题。王光亚听罢卢银涛的汇报，也觉得想法不错。1994年8月，国务院批文正式同意由上海研制“世纪宝鼎”。1995年10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赠送“世纪宝鼎”。事后，上海市开了庆功会，为表扬我的穿针引线，给我颁发了一张奖状，并赠一只重25斤的“世纪宝鼎”子鼎。
中文难译
歇后语难倒顶级翻译
联合国现有193个成员国，开会和多边外交活动离不开翻译。联合国职员通常要求能会两种工作语言。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后，在联合国工作的旧中国职员留用。当我们全面参加联合国的各种会议后，才发现中文翻译存在很大问题，首先是会前文件的中文版迟迟出不来，即使出来了，文字半文半白，读起来让人有隔靴搔痒之感。至于会场的中文同声传译，更是不敢恭维，往往结结巴巴跟不上发言者，实在跟不上时，就说上句“等等等等”，赶紧往前赶。
当然，这也难怪他们，因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在联合国开会不用中文用英文，久而久之，联合国中文翻译技能也逐渐荒废了。当然，后来中国常驻团派过家鼎专门关注中文翻译，情况逐渐有所改进。再后来，国内组织了联合国翻译培训班，应聘到联合国，联合国的中文翻译才真正有所提高。即使如此，每遇中国代表在会上脱稿发言，译员们还是有点紧张。他们说，一怕冷僻成语，二怕引用古诗，最怕中国歇后语。1970年12月，毛主席在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记得美国《生活》杂志发表的斯诺英文文章中，那句话倒翻成中文是“一个孤独的和尚在雨中打着一顶破伞在院子里行走”。这跟毛主席蔑视权威、敢于挑战的原意真是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去了。三十年后，有一次我跟当时已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闲聊，想起这事，便向他讨教，他笑着直摇头说：“歇后语？太难翻。”确实如此，翻译是门不容易的学问。
我初到联合国开会，有的国家代表交谈或发言时，初听还真听不清对方的话，使劲听才发现原来说的英语。后来当了国际公务员，走南闯北，对各地千奇百怪的语音语调才慢慢适应，这可不是在学校里学得到的功夫。还有，知识面要求越广越好。我在联合国当司长时，全司有十几个国籍的同事，平时工作之余难免要谈及各自国家的风土人情、人文历史，一点不知道就根本无法交流相处。当然，人的知识总有欠缺之处，碰到尴尬的情形也在所难免。
会费趣事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各领域活动，展现大国风范
想起44年前，我国重返联合国后遇到每年要交会费的事。怎么办？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里有一句“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话，“较大”两个字英文用的是比较级“greater”，于是中国代表在财政、预算委员会上就表示：中国打算分两步走，把应缴的会费比例从4%增加到5.5%，再从5.5%增加到7%。没过几年，我们发现联合国预算滚雪球般地增长，自报会费比例的做法不符规定，而且对我国造成不必要的财政负担。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回国时，向已在医院治病的周总理作了请示，之后我们就通知联合国：中国会费稳定在5.5%，不再增加。有关的联合国官员不干了，我们就找出那次会议的逐字记录给他看，幸亏中国代表当时用的是“打算”，而非“决定”。我们解释说，原本是打算把会费比例增加到7%的，只是刚增加到5.5%，按此交的会费已经超过当时预想7%该交的金额。对方听后无话可说。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开始按规定向联合国提供经济、社会统计资料，联合国依此重新计算确定中国应交会费比例下调至0.8%，中国会费节省了许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2013至2015年期间，中国在联合国的正常预算分摊比例已从3.189%增至5.14%，名列第6位。
当然，在中国对联合国的贡献中，会费和捐款还真是很小一部分。现在，中国积极地参与联合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权社会等各领域活动。譬如，在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人数最多。中国还派遣舰队不远万里到亚丁湾为各国商船护航。今年三、四月，也门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中国派舰撤侨，同时还协助来自15个国家的279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彰显出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能力和担当。（徐书云）
（编辑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