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复旦大学 法学

硕士：瑞典隆德大学 法律社会学

            Lund University (Sweden) Sociology of Law

工作地点：教科文南部非洲区域办公室（津巴布韦）

工作内容：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TVET）项目

联系方式：huiqiao.qiu1991@yahoo.com

接到最后的录取通知电话时，我在深圳拜访好友。

在参加完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教科文组织实习的面试之后，我一个人拉着行李箱，从北京一路往南，沿着中国的东边走走停停了一个月。刚到深圳的那个下午，小伙伴们纷纷接到了录取电话，在群里报喜。我看了一下时间，过了留基委正常下班时间5分钟。当时我心想：可能没戏了。经历了2秒的失落后，我突然接到了留基委的录取电话。随后好友便高兴地打开了他珍藏了两个星期的二锅头，跟我痛饮了一番，感叹人生还真是大起大落……

申请公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习项目对我来说也是十分偶然。记得当时我正在联合国妇女署北京办公室实习。在实习期满前的最后一个月，一位因在众泽实习而相识的挚友给我分享了留基委的链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找工作的事情。我看过联合国所开放的一些岗位，发现不少我感兴趣的职位至少都需要两年的工作经验。在这方面我可能并不够格。我也想过要不要申请联合国志愿者（UN Volunteer），因为现在在许多非洲国家也有UNV的职位。再者，也可以通过备考YPP（Young Professional Programme）进入联合国工作。这些我都觉得未尝不可。其实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在妇女署的实习之后，能够继续在发展领域工作，继续参与促进性别平等。另外，我还希望这份工作能够得到资助。

因在妇女署实习，我结识了“白丝带运动”（The White Ribbon Campaign）的创始人Micheal Kaufman先生。记得有一次，他准备去做校园演说，在与他同行的路上，他对我们说：“我几乎没听说过做发展或人权领域的人是带薪实习的。我们都经历过为国际机构免费实习的阶段。”在经历过一次半资助，两次自助的实习之后，我只想为自己找到一种更加可持续的参与发展工作的方式。况且，我也该经济独立了。

就在这样的一个关卡，小静姐将留基委公派留学项目的链接转发给我。我丝毫没有犹豫，立马就决定申请。我确信这是在发展领域继续工作的一个绝佳起点。这个项目对我的吸引力很大。首先是因为教科文组织“非洲优先”和“性别平等优先”的工作重点会将我带到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地区及领域。其次是因为这份实习有充足的资助——资助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上的支持和肯定，还意味着被派出者都必须严谨认真地去协助接收机构联络统筹、执行项目、保障产出的质量和效率，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充分的成长，为未来参与到国际事务决策做好准备。被派出的人员既是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脸面，又是教科文组织坚实的力量。我喜欢带着适度压力工作的感觉。

为什么偏偏是联合国？这也是我在写cover letter时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在进入妇女署实习之前，我在喀麦隆的一个当地的NGO参与过人权项目。工作内容主要是给村子里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传达和人权有关的知识，帮助有意愿完善村子公共事务、参与及审判规章制度的委员会进一步完善制度。在一个基层和国家治理断裂的社会，这样和当地审判委员会合作的做法对于委员会统辖的自治及传统区域来说是十分有效果的，尤其是当酋长（传统社会的最高权威）都愿意助你一臂之力的时候。在喀麦隆，我第一次去思考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发展工作的问题。

此后，我回到中国，来到了位于北京的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实习。这也是我在国内的第一份实习。其中一部分工作的内容是撰写黑龙江省鸡东市妇女土地权益的报告并且帮助中心律师编辑律师群体对于反家暴法的修改建议。众泽既游说基层政府去修改不利于保护妇女土地权益的村规民约，也参与游说人大，希望将实际保护妇女的规定纳入其中。除了反家暴法外，众泽（在全国，有许多的非政府组织也在做这样的工作）之前也就废除嫖宿幼女罪进行过政策游说。这些努力似乎都在告诉我，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政策改善路径似乎是可以奏效的。这一点和我进入妇女署实习的观察也是相吻合的。

在妇女署实习的期间，我参与过全国人大代表和联合国在华机构就反家暴法修改意见进行讨论的会议，发现联合国的作用很像联接民间社团（civil society）和政府的中间人。站在政府的立场，其似乎更愿意和联合国谈判。而相比起政府，联合国对于civil society的接纳度十分高，同时联合国也有所坚持的原则和价值取向。思想的革命需要不懈努力的个人和团体的意识觉醒，也需要制度环境的改善。而我认为，联合国有立场、也有力量参与到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过程中。在这个项目申请成功之后，我来到了哈拉雷。短短的一个月的工作便让我确认了自己想法：在更“依赖”政府的社会中，联合国可以有所作为。

可能因为自己对于联合国有了某种确信，在准备申请材料、笔试和面试的过程中，我都没有去想另一种可能性，即我去不成这个项目。

准备申请材料比较简单，除了cover letter之外，还要有两封推荐信，毕业证书、成绩单等等。我没有找我的导师写推荐信，而是找了众泽和妇女署，主要是考虑到与项目相关的经历和技能——我想突出“性别”的背景和在发展领域的工作能力，适应程度等等。在笔试的过程中，我也选择了自己比较熟悉的话题。就平时来说，我没啥特别的事情做时就会去麦肯锡全球研究中心（MGI）等研究机构、世界银行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网站下载有关于性别的报告来阅读并做笔记。事实上，在笔试答题的时候，我也用到了MGI的数据和教科文组织有关性别平等的行动计划中的数据。这个习惯在我目前的工作中也帮助了我不少，每当老板让我去找数据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相关数据了，我甚至连谷歌都没用。在面试的环节，个人面试需要自我介绍（这好像是大家都会准备的）。如果你像我一样没有事先准备也没关系，除了介绍自己的家乡、兴趣爱好之外，你还可以谈谈你过去的经历以及是什么致使你来到了这里。总之，讲讲自己熟悉的东西。群体面试环节，我的表现并不是很出彩（个人性格所致，不喜欢引导话题和团队），但是至少保证自己的礼貌（不随意打断他人，倾听）、配合团队讨论、争取到发言机会时观点表达清楚并且有逻辑、不讲模糊的大概念等，基本上就可以了。

在选择岗位时要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背景来选，如果你能把所有和岗位相关的项目内容都去了解一遍再做选择，那当然是最好的。以自己我的经历，教育岗似乎是最合适的，所以申请文书的准备中心都在突出“我和教育的羁绊”上。这一点在笔试答题和个人面试中也加以侧重。事实上，我最后也被安排到了教育岗。

比较可惜的是，我最想去的曼谷教育岗最后没有去成。该岗位负责的是Promote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不过，我自己并不因为去了哈拉雷的TVET岗位而感到失落，因为教科文组织无论在哪里都会“性别平等优先”。

事实上，我目前的工作项目（TVET in Malawi）也包括了促进女性参与传统男性主导的技能培训课程（如修理电脑、汽车等）和STEM（science科学, technology技术, engineering工程学，mathematics数学）领域的内容。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教育监控报告》（GEM: 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中，用了许多分性别数据，同时也有具体到性别的子报告。在办公室里，也有专门参与学校性教育和生殖健康项目的官员和实习生。其实无论你在哪里，只要你依旧坚持着某种意念，生活还是会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然后记得，跟身边的人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比如，我和supervisor表达过自己对于性别平等的热情，她就迅速决定让我跟进马拉维的项目，虽然当时对于TVET我还不是很了解。为了迅速学习，我在阅读报告时总是会做笔记，一本笔记本已经用完了。我也常常用好朋友送我的本子去记录工作中学到的实践知识，当然有时也会写写自己对办公室繁忙、同事不守时的抱怨。

现在是哈拉雷的春季，紫色的蓝花楹怒放在这里每一个街角巷弄，提醒我平静但努力地生活。

(编辑： Rui)